风起的那一天

在最后一个岔口脱开了水泥主路，拐进黄土，这就是去火葬场的路。火葬场的名字是用木炭写在水泥墩子上的，连块正式牌子都没有。院子不大，人极少。一面是居高临下的墓群，顶着火辣辣的太阳，像一排沉默的观众。前面是品字形的三个火化堂——他只能去旁边侧门那个。背面是一个烧纸钱的铁炉，炉口熏得漆黑。

师傅姓什么我没问。他也没问我是谁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师傅关了炉子，说要再等两个钟头凉透。我在院子里站着，太阳从头顶挪到了肩膀。师傅在里头敲骨头，闷响一声一声传出来，像有人在远处拆房子。他叫我过去，在旁边跪一跪，送一程。我说不用了，转身走到门口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话。

我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。笃。笃。笃。每一下都闷闷的，很短，像拳头砸在棉被上。后来我走进去了，帮着收尾，把碎片扫到一起。师傅用铁锹铲，我用小扫把扫。灰很白，碎得彻底。你很难把这一堆粉末，跟一个人联系起来。

师傅把骨灰倒进瓮里。瓮很大，像是农村腌酸菜的那种，如果是个精致的小盒子，我可以捧着、抱着、揣在怀里，但它太大了，装满了还要用密封胶封口。胶水的气味刺鼻，黄色的布里外裹了几层，麻绳扎得紧紧的，最后塞进一个竹筐，周围填满稻草，防止颠簸。

像是搬运一件货物。

临走前师傅塞给我一摞黄纸，裁得整整齐齐。他说，每过一个路口就撒一点，不然找不到回去的路。还说，从哪里送来的，就走那条路回去。

我抱着竹筐上了车。

从哪里送来的，就走那条路回去——可我不知道要把他送回哪里去。他说过故乡的河，但那河离这里有三百公里，我没有时间。我的手机在工作日会响个不停，今天请的假已经是极限。他也没有亲戚可以接手。我打电话给他通讯录里仅剩的几个号码，没有人接。有一个接了，说你们不是朋友吗，你自己处理吧，然后挂了。

我把车停在路边。

竹筐在后座，稻草露出来半截，安静得像里面装的只是一坛酒。我坐在驾驶座上，看着后视镜里的竹筐，骂了他一句。又骂了一句。然后我下了车，把竹筐搬下来，放在地上。它那么沉，你很难相信一个人的全部，需要这么大的容器才能装下。

我开始骂他。骂他为什么到死都不结婚，骂他为什么跟所有人都断了联系，骂他为什么把这件破事丢给我，骂他什么都没给我留下，只留了这一个瓮。我越骂越大声，后来骂累了，就用脚踹。一脚，两脚，竹筐晃了晃，我踹得更狠了。

第三脚踹得太狠，竹筐翻了出去，撞在路边一块石头上。

瓮碎了。

黄布散开，稻草飞得到处都是。白色的碎片混着灰色的粉末，洒在黄土和碎石之间。我愣住了。那一瞬间脑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风吹过路边的草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

然后我远远看见一个人，从田埂那边走过来。

这条路离村庄不远，路边就是庄稼地。那个人走路不快，但方向是朝我这边来的。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——不是悲伤，不是愧疚，是恐惧。我怕他看见地上的东西，怕他怀疑我在这里干了什么跟死人有关的事。怕他报警。怕他骂我晦气。怕我解释不清。

我蹲下去，用手把地上最明显的碎块捡起来，混着泥土、草屑、小石子，一起捧进本来装稻草的塑料袋。塑料袋是他走之前我随手扔在车上的，没想到最后用在了这里。我扫得很快，几乎是胡乱的。有些灰嵌进了路面裂缝里，抠不出来，有些被风吹散在草丛里，看不见了。我只能蹲在那里，把能抓到的、能拢住的一把塞进袋子。

那个人走近了。是附近的农民，扛着锄头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地上的碎瓮和散落的稻草，脚步没停，走了过去。

我把袋子扎紧，放进后备箱。地上的残渣还在，但我已经不敢再蹲下去了。

天色暗了一些。

我还是去了那条河。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，到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下去了。河不宽，水面被晚风吹得一层一层的。河堤上长满了杂草，远处有桥，偶尔有车经过。

我拎着塑料袋走到河边，想找一句合适的话说，但站了很久什么也没说出来。塑料袋打开的那一刻，风突然大了。

河里起了波浪，岸上的草全部倒向一边。我抓了一把，扬出去，骨灰变成一团白雾，风裹着它飘向河面。我又抓了一把，再扬出去。风太大了，有些灰倒灌回来，糊在我的衣服上、鞋面上、手上。

我站在那里，一把一把地把袋子里的东西——骨灰、泥土、草屑、碎石子——全部扬进了风里。

晚霞从灰蓝色变成了橘红色，然后慢慢暗了下去。塑料袋里还剩一点底子，我抖了抖，什么都没抖出来。我把它也扔进了河里，塑料袋在风里鼓了一下，落在水面上，慢慢漂远了。

河面恢复了平静。

我静静地站了好一会儿，迎着微风，鞋子里灌了泥沙，站着有些硌脚。

突然，手机响了：*「这一路上走走停停，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，迈出车站的前一刻，竟有些犹豫……」*

我没有接。

歌声在风里继续响着，我想让它多响一会儿。河面上的白雾已经散尽了，只有风还在吹。

铃声断了。

然后又响了起来。

我按下接听键。电话那头立刻传来劈头盖脸的骂声：死哪去了，电话也不接，，，

挂掉电话，我喃喃了一句：起风了。